1975年，兰州军区机关里，一批刚栽下不久的树木被要求移走。理由并不复杂：军区驻地承担着重要军事职能，过于明显的绿化和建筑布局，可能暴露目标。可在冼恒汉看来，这些树是干部战士辛苦栽种的，军费也不能这样随意投入。事情不大，却把两位主要领导之间的分歧摆到了桌面上。
韩先楚到兰州后，面对的是与福州完全不同的环境。西北地域辽阔，交通条件有限，部队担负的任务又重，军区建设既要考虑战备，也要顾及地方经济和机关生活。多年在前线带兵的韩先楚，习惯从军事需求出发判断问题，动作快，要求严，往往想到哪里就推动到哪里。
冼恒汉的工作侧重点则有所不同。作为军区政委，他不仅要抓思想政治工作，还要协调机关、部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，对经费使用、干部情绪和整体秩序格外敏感。在他看来，兰州军区底子薄、摊子大，每一笔钱都要算清楚，不能只因为军事建设重要，就忽略其他方面的承受能力。
两人的矛盾，表面上从绿化、工厂和经费使用而起，实质却是工作思路的碰撞。韩先楚强调未雨绸缪，认为军区必须增强保障能力，建设必要的军用工厂和配套设施；冼恒汉担心铺开的项目过多，既增加财政压力，也容易让基层干部产生被否定的感觉。
这种冲突并非突然出现。韩先楚一生带兵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敢于决断。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他，少年时期家境贫寒，1927年参加革命。黄麻起义受挫后，不少人离开队伍，他却留了下来，转入地方游击斗争。那种不服输的性格，后来逐渐变成战场上的果断和强硬。
1934年，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，部队在河南独树镇一带遭到敌军阻击。兵力疲惫、弹药不足，局面十分危险。韩先楚在战斗中表现勇猛，带头冲击敌阵，帮助部队稳住了阵脚。此后，他在多次突击、阻击和攻坚任务中崭露头角，逐渐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重要指挥员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的“敢打”并不只是战场上的冲锋。1936年西征期间，韩先楚率部行动至定边，发现守军力量较弱，便向上级提出攻城建议。未获批准后，他根据敌情变化作出判断，仍然组织部队发起攻击，并迅速拿下定边。这样的做法风险很大，却也体现出他对战机的敏锐把握。
正因为如此，韩先楚后来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时，仍保留着前线将领的工作习惯：发现问题就处理，认为有必要就立即推动，很少反复等待。这个特点在战场上常常意味着抓住机会，在军区治理中却可能带来另一种问题——部属需要时间理解，政委系统也需要参与和协调。
1973年，中央决定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。韩先楚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，长期负责东南沿海方向的防务，对台海前线情况十分熟悉，因此一度不愿离开。毛泽东同他谈话，说明军区对调是从全国战略布局出发作出的安排，希望他服从大局。
韩先楚最终接受了组织决定，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，原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与他对调。毛泽东了解韩先楚的脾气，特意提醒他要同新的政委处理好关系，不要只顾自己一套。两位领导都参加过长期革命战争，也都有很强的原则性，这番提醒并非多余。
到了兰州，韩先楚很快开始整顿和建设。他关注战备工程、装备保障和军工配套，要求军区提升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。冼恒汉并非反对加强战备，而是认为决策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出发。项目是否必要、经费能否承受、干部群众是否理解，都应该纳入考虑。
分歧积累后，冼恒汉向中央反映了与韩先楚合作中的困难，希望组织出面协调。此事传到中央，引起了重视。军区司令和政委如果长期各执一端，影响的就不只是个人关系，还会波及党委集体领导和部队工作秩序。
叶剑英随后出面处理。据相关回忆，叶帅见到两人后没有绕弯子，而是直接说道：“你们自己说，应该怎么办？”这句话听起来严厉，实际是把责任重新交还给当事人。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，不能遇到分歧就等中央替他们作裁决。
叶剑英指出，司令员和政委分工不同，却不是各管一摊，更不能把不同意见变成相互顶撞。韩先楚的军事判断需要政委系统协助落实，冼恒汉对全局和经费的考虑，也不能脱离战备要求。部队建设既要讲原则，也要讲方法；既要敢于拍板，也要充分沟通。
这次谈话之后，两人都作了自我检讨。韩先楚开始注意听取军区机关和地方方面的意见，冼恒汉也更加理解战备建设的紧迫性。后来他们在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相互补台的关系，许多事情先沟通、再决定，避免把工作分歧变成个人冲突。
“状告”二字带有民间叙事色彩，实际反映的并不是谁压倒谁，而是一对性格强、责任重的老搭档如何重新找到合作方式。军政主官之间有不同意见并不可怕，真正危险的是拒绝沟通，或者把组织原则变成个人意气。叶剑英那句责问，正是把两人的注意力从争执本身，拉回到了军区建设和部队大局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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